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都出自我最喜欢的一本给3至6岁孩子看的书：约翰?伯宁罕(JohnBurningham)著的《你喜欢》(WouldyouRather)。我发现，无论哪一种情况，人们都必须经过反复思考，才能判断出在三项令人厌恶的选择中，哪一个恶劣程度最轻，或者三个美妙的选项中，哪一项最可心。

　　最近，英国航空公司(BritishAirways)也出了道“你喜欢”的难题。该公司问员工，是愿意全薪工作一个月后，再无薪工作一个月，还是无薪休假一个月。

　　与伯宁罕的问题不同，这个问题看上去无需太多考虑。英航给员工的选择相当于问他们是愿意被一头犀牛坐在屁股底下，还是愿意在船上喝茶。假如我是一名空姐，对于我是愿意推着手推车，沿着飞机过道来回走，不断地问“先生，喝茶还是咖啡?”却分文不挣，还是坐在后花园看书这样的问题，我可无需多想。

　　英航的问题似乎根本没有意义。劳有所获才合情合理。不劳无获也说得通。但劳而无获似乎就毫无道理可言。

　　然而过去几个月，以往那种工作、休闲与挣不挣钱之间的关系已开始瓦解。英航第一个跳出来恳请员工自愿无薪工作，而其它雇主却请员工在家赋闲，还为他们这种特别待遇发零用钱。今年1月，毕马威(KPMG)建议员工休假3个月，并支付30%的薪水，而西班牙对外银行(BBVA)为员工提供类似待遇的时间却长达5年，只要他们保证不来上班。

　　要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人们必须忘掉自己学过的所有经济学理论。(实际上，我已经忘了——就像我上周写的那样——为此我上周不得不重新学习一遍，以便能再次全部忘记。)微观经济学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有一条劳动供给曲线，不付薪水，就没有劳动提供。随着薪酬上涨，工人就会提供更多劳动。宏观经济学假设，工资不能向下调整。如果你希望工资水平下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通胀率上升。

　　但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表明，两种情况都不正确。经济衰退证明，我们对休闲与挣钱之间的偏爱无法用简单的图表来描绘。另外，工资并非不能向下调整。各企业纷纷拿出各种让工资水平下降的新奇手段，而员工们多半会温顺地接受——英国逾四分之一的员工已默不做声地接受了事实上的减薪。

　　新的现实有两种好的副作用。其一是可能使我们逐渐摆脱工作狂似的工作方式。在大多数企业，赢得青睐的传统手段就是让大家看到你在卖命地干活。但如今，各公司在不顾一切地节省人力开支，因此它们建议高管们以身作则，呆在家里。新的主导思想是：想升职，就停止工作!

　　一些公司的员工反应积极。而在另一些公司，则疑心情绪更为高涨。部分公司很难让工作狂员工们服从安排，因为员工们担心，在这种计划上签字就意味着在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我是可有可无的。请开了我吧!”

　　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出现，一些公司不得不强迫高管自愿休假：向他们发便函，指示他们身先士卒离开，否则走着瞧——他们最终会明白的。

　　另一个好的影响是一种“不畏空袭的精神”。目前，多数人已准备接受减薪，或者短时间内无薪工作，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，就会丢掉饭碗。确实，压力团体KeepBritainWorking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5%的员工都准备接受工作安排的变化，只要他们认为这会使自己免于加入失业救济金的领取大军。

　　但我怀疑，公司不愿错过让员工接受减薪的机会，并非出于利他主义，而是在为自己担心。这种想法相当不合时尚，就连提一下我都感到有些脸红。不过，我确实认为，在一些企业存在微弱的可能性，即员工或许会因为在意企业的存亡而接受减薪。

　　这是一种“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”的行为。

　　这种计划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当收入差距相当大时，说服人们齐心协力几乎是办不到的。在减薪只会伤害低收入员工，却对高收入者毫无影响的时候，这可压根不像在齐心协力。

　　假如我是英航的一名空姐，我或许会被说服，我愿意不计报酬地推几天小推车，而不领取正常工资。但如果我的老板愿意放弃丰厚薪水的时间要长得多，那会更有说服力。